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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老劉
作者:周 剛 編輯:李怡卿 時間:2014.06.13 10:11:54


我家老劉


  提起老劉,我便心潮澎湃,卻又不知道從何說起。說老劉好吧?他和我夫妻一世,多年間沒少磕磕碰碰、嚷嚷吵吵。說他不好,又不是事實。總體上說吧,在我心目中,他是一個英俊、勤勞、能力很強的男人;一個氣質內斂、沉默寡言的男人;一個心性清高、不愛拍馬屁的男人;一個不輕許諾、有諾必踐的男人;一個不愛美色、能管得住自己的男人。
  老劉是我的老伴劉智華,比我大五歲,我出嫁時十九歲,他二十四歲。我和他一起生活,已經整整五十個年頭了。
  老劉是獨生子,因而是父母的命根子,從小比較嬌生慣養。在舊社會,盡管劉家一貧如洗,父母還是咬著牙送他上了天主教會辦的學。學校離家六里多路,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來回不方便,他媽就把他送到他外爺家。外爺也有個比他大一歲的孫子王振華,乳名豹子,也就是他的表兄了。哥倆親如兄弟,形影不離。他外爺是一個有些文化的人,方圓幾十里的人都知道,老人年輕時“住過衙門”,也就是在縣衙里當過差。老人能寫一手墨筆大字,每逢春節,鄉鄰們都要請他動筆寫春聯。老人家知書達理,對孫子和外孫諄諄教導,嚴格要求。因此,這哥倆打下了不錯的童子功,無論做人,還是念書,都強周圍的孩子們不少。后來,老劉表兄振華高中畢業后從了教,成了我的班主任,介紹我和老劉認識。
  以前,雖然我家和劉家相距只八里多路,但老劉一直在外地讀書,我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。結婚后,才從婆婆的嘴里知道了過去的一些事,包括一些不被人們知道的秘密。
  在文化知識上,我和老劉差距太大了。他是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,我卻只念到初師二年級肄業。而且我們談戀愛時,我還在小學六年級讀書,初中考得上考不上還很難說。但我倆一見鐘情,只僅僅六七天的時間就結婚了。我孫子劉陽說:“用現在的話說,您和爺爺的結合,叫閃婚。”
  我們結婚那天,是正月初七。到了初十,他就要去師大上學。正月初九,我燒了一鍋熱水,準備洗洗。我爭著要洗,他就不高興了,嫌我沒有讓他先洗,說:“我是大學生,你看不起我,不讓我先洗……”我當時沒有頂他,但心里想:在家過日子,還說什么大學不大學,在以后生活中該怎么辦呀?可又一想,管他哩,反正明天他就要走了,忍一下就過去了。這件事,我永遠沒有忘。我當時想,在這個世界上,弄啥都要排資論輩。在家里,你文化低,都要受到歧視,何況在社會上?轉念又想,我一定要好好學習,考上初中,繼續讀書,文化趕上去了,或者還能生活得“氣強”些。六零年小學畢業了。我們班26個同學,只有我和一位男同學考上了商縣初師。全區十幾所小學,考上初師的只有五六個人。這下我特別高興,因為初師是培養小學教師的搖籃。我將來當一名小學教師,吃商品糧、掙工資了,就可以誰的臉都不看了。
  我父母晚年膝下無兒,只有我這么一個女兒了。為了養活我父母的事,老劉和我鬧過矛盾。為此,他還起過離婚的念頭。當時的形勢很緊張,我日夜心神難寧,可以說是在水深火熱中過日子。這邊是生我養我的父母,恩重于山,說什么也不能不養活。那邊是一日夫妻百日恩,何況已經過了五年多了,也算恩恩愛愛,怎能說離就離呢?而且考慮到社會議論,實實在在怕人笑話,最后只好妥協了,讓我父母當了“五保”。我內心里的痛苦,別人是體會不到的,我用語言也形容不出來。最后沒辦法的時候,自己找了一條理由來安慰自己:退一步,進兩步,慢慢走慢慢看,等以后有辦法了,啥事都好辦,孝心也一定能盡到。但我心里對老劉十分不滿意,埋怨不小。我想,老劉太自私了,只知道自己有父母,卻不理解我的難處。現在想起來,也理解了他。他是一個獨生子,月工資不足50元,我又不掙錢,讓他負擔四位老人的生活,確實困難多多。再說,他是一個責任心很強、凡事說到做到的人,對于養活老人的觀點是,要養就得養好,養不好,還不如不養。
  一九六七年又來了一個運動——民主補課,把我父母家補劃成了富農。我便想,我已成了是富農的女兒,而他是貧農的兒子,成分上拉開了檔次,文化上又有天壤之別,這下可算徹底完了。黨早說了,富農和貧農,是階級矛盾、敵我矛盾。我思前想后,我暗下了決心:等老劉從山陽中學放寒假回來,就辦離婚手續。毛主席的政策把人逼到這步田地了,這是沒有緩和余地的,刀把子在老劉手里握著呀。要不是搞民主補課,硬把一個不夠富農條件的“五保戶”劃成階級敵人,根本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,這也算是我的命運吧。
  我日日夜夜準備老劉回來,可又害怕他回來,度日如年。
  臘月十六,老劉回來了,他一進門我心里就緊張起來,心跳得我都能感覺到太快了。
  老劉把飯吃了,和父母拉了些家常話,天也黑了,老劉準備休息了。我想:到我說話的時候了,今天晚上把話說開,我們就分居,明天到公社辦理離婚手續,后天我便要回到戴著富農帽子、被一次又一次批判的父母身邊去了。
  我對老劉說:“你這次回來,我要和你商量一件大事。隊里把我父母劃成富農了,文件都批下來了,都上了多次批斗會了。我現在是富農的女兒,你的成分好,你是貧農的兒子,我會連累你。我父母隊上不管了,家里的大房子都擠抵了這幾年的“五保”生活費,隊上安排他們買了隊里兩間小房子,小得很,小得很,只能盤一個炕,支一口鍋,放一個裝糧食的柜子……我給你說這些的意思,是你明天和我把婚離了,我不能連累你。”
  低矮的土屋里,昏暗的油燈下,老劉說的話,我現在仍然記得清清楚楚:“都到這一步了,還說啥離婚的話。老人沒人管,咱管,總不能讓老人困餓死。你就是你,管他富農不富農……”
  老劉這幾句話,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,我一下子撲到他懷里哭了,馬上就覺得他的懷里就是遮風擋雨的保護室。我說:“你是好人,不是落井下石的人……”他說:“不要說了,事情到這一步,只怪我命不好,我認了,你就安心過咱的窮日子吧!”我也想,以后四位老人三個病疙瘩,光藥費都負擔不起,糧食又短缺,也不怪老劉原來不答應養活我父母,確實困難太大了。這次在我最無路可走的情況下,他把我扶起來,我一定要知恩有報,在公公婆婆跟前好上加好。
  這個大難題解決了,我便忍勞任怨地繼續教書,日子當然過得非常艱辛。他要是和我離婚了,隊里也不會讓我繼續教書的。在這件事上,我始終感激老劉。
  老劉謹言慎行,做事有條不紊。他又是個心靈手巧的人,看啥會啥。六十年代,人們生活相當困難,連幾兩毛線都買不起,也就是說,想學著織件毛衣也沒有條件。我的一個朋友張春芳,開了一個縫紉部,攢了些錢,買了一斤多毛線,想給自己織件毛衣,但織不起來。我和老劉諞閑話,老劉說:“春芳不會織,我給她織,保證叫她滿意。”毛線到了他手里,果真就變成毛衣了。春芳說:“姐,你的命太好了,逢了個那么好、那么靈的人,比咱倆都強,誰見過男人給女人織毛衣……”一九六四年,我有了兒子。兩年后,老劉在山陽給孩子織了件紅毛衣,心口上還織了一個“忠”字。因為是文化大革命年代,一切都講忠于毛主席,跳“忠”字舞,唱“忠”字歌。
  文革初期社會大亂,老劉在學校教不成書了,就回了家,自個兒做木工活。他做的一個窗子有四個扇,里能關外能關。這種樣式的窗子,當時我還沒見過。接著,他又做了二十六把小椅子。他還會編籠子,編席子。當時興唱樣板戲,他給隊里導演了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沙家浜》等,演員們還到不少地方演出過。他能給自己裁剪衣服,讓我都覺得有些臉紅。他能做一手好菜,我家來客人了,都是他作廚師,做出來的飯菜誰吃誰夸。
  老劉心地善良,責任心強。他大學畢業后,在山陽縣工作了整整十七年。有一年,他回來后,待我不那么高興,我覺得不太對勁,可過了幾天,又和從前一樣了。我就慢慢地問他,他就笑著給我講了一個故事:
  “縣上派了一個醫療隊下鄉巡診,住在我們學校。其中有一個女醫生,20多歲,長得很出眾,性格也好,一來就對我有好感,下午打牌都要和我對面坐。有些老師看出了她的心思,就故意說‘咱小劉,人長得英俊,到現在還沒談戀愛’,這醫生聽了,更有心思了,到醫療隊快要走的時候,醫生著急了,再看我沒有意思,一句話也沒有表達。到了要離開學校的前一個晚上,她找了一個機會問我:‘你家里幾口人?’我說:‘四口人。’又問:‘都是誰?’答:‘父親母親。’她又問:‘那個是誰?’她估計那個可能是弟弟或者妹妹,我就一本正經的告訴她‘我的愛人’。她真沒想到,臉上出現詫異,但立即轉了個彎就問:‘你愛人做啥哩?’我說:‘教書的,和我一樣,窮教師。’她就說:‘那好呀,你們是同行。’我說:‘就專門找了一個同行。’她也沒啥說了,第二天便離開了學校。從漫川到山陽縣城,有180多里。到了晚上,她給我打了一個電話,談了一天的經過,一路的辛苦。”
  老劉的故事講完了,我就問:“找個醫生姓啥?叫啥?”他說:“我不好開口給你說。”我說:“那你拿筆寫出來讓我看看。”他拿起筆寫了三個字“某某某”。我就說:“名字也叫得好聽,多虧你立場堅定,不貪美色,否則,咱們就真的要離婚了。”他說:“我不是那種人,你看我長得這么好,哪個女人見了不愛呀。咱能管住自己,不會那樣做的。今天能給你實話實說,你就要放心,不要疑神疑鬼……”
  我完全相信,他說的都是實話。但那位女醫生對他的愛慕,還是讓他心頭生出了些感動,這也是人之常情。
  我們結婚幾十年了,在男女交往方面,老劉始終腳跟很穩,為人正派。這一點,我一萬個信得過。
  老劉教了一輩子書,稱得上一個很優秀的老師。大學畢業后,被一路分配到最基層、最偏遠的貧困山區學校,這樣那樣的課都教過。從靠近湖北的板巖中學、漫川中學到縣中,老劉在山陽工作了整整17年,40歲上才調回商洛師范。老劉作為老師的種種的好,學生們都記著。這些年,時常有當年的學生來看望或問候老劉,師生見面、通話,總有回憶不完的動人故事。老劉在山陽縣中時教過的學生王康,早已是省城的著名律師,和我兒子關系好得如同親兄弟。每次我們去了西安,王康都忙不迭地為老師安排飯局,還吆喝在西安的同學都趕來歡聚。老劉的學生中有一個叫李衛星的,是個旅居日本的畫家,有一次回西安,王康請他吃飯,一并邀了我兒子。一聽王康的介紹,李衛星就很激動,當即向我兒子要了我家電話打來,剛和老劉敘了幾句舊,便百感交集地哭了。
  老劉更有一片實實在在的愛心。我前面說的我的那個朋友張春芳,九三年先后失去了大兒子和大兒媳婦,丟下一個孫女和孫子。我和老劉去看望,走時老劉給了200塊錢,當時我倆的工資還很低。后來孫女考上了我們工作的學校,老劉又說:“春芳家太困難了,咱每月給孩子添100元生活補助。”他這樣做,直到春芳的孫女離開學校去深圳工作。我的外甥女賈會玲借他幾百元,還錢時,老劉覺得娃有困難,就堅持不要了。我的外甥賈保虎來了,他一看孩子頭發老長,衣服也邋遢,就先拿推子給孩子理發,然后把自己的衣服給娃換上,當時我沒在家,回來見狀,很感激他。
  但在日常生活中,我們也經常吵嘴。他在山陽工作的時候,一年只能寒暑假回來兩次,有時因在家吵嘴,收假了氣還沒消除,我就寫信出氣。有一次,他看了我的“出氣信”以后,給我寫了一封長詩寄回來,我讀后很激動,一直保留到現在。從這首詩來看,他對我是相當愛的,也和我是心連心的。
  老劉是一個不愿表露心情的人,有了話在心里,芝麻不開口。只有吵架的時氣極了,才說那么幾句,我也才知道他的想法。否則,你是猜不透他的心思的。記得六十年代的一天,吃飯前,我們四個人(父母和我倆)和和美美的,可是吃著吃著,老劉的情緒便不對頭了,真是惱得莫名其妙。飯后我問婆婆:“你堂(老劉的小名)咋了?”婆婆說:“我不知道,吃飯前都好好的么!”我說:“是不是嫌我吃飯把辣子放多了?”婆婆說:“嗯,誰知道,你別理他,過一會就好了。”直到現在,那件事還是個謎。 
  2007年以來,我經常心里難受,上醫院說做心電圖,才知道得了冠心病,不能出力,不能著急,更不能生氣。住了二十多天醫院,我發現老劉和以前大不一樣了,無微不至地關心著我,時刻注意著我的表情。到街上買東西,他爭著提;到做飯的時候,他爭著下廚;我洗衣服時,他總是說有洗衣機,費那力氣劃得著?收拾房子時,他說收拾得那么干凈,是迎接溫家寶呀?我和他出去轉時走得快了,他說這又不是比賽看誰走得快……他的言語和行動,無時不叫我感動。我這時才體會到人們常說的一句話:“少年夫妻老來伴。”他仿佛害怕我忽地死了,再找不到我這樣的老伴了。
  近幾年,他耳聾了,身體也漸不如前。他操心我,我也操心他,怕他頭疼腦熱。2010年,他去私家診所治療頸椎病,醫生用很長的針頭從給他脖子上扎下去,我看著看著,不由就流出了眼淚。我這時才意識到,我是那么地心疼他,他對我來說是那么的重要。我下一輩子,下八輩子,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他這么英俊、有才華、做事有板有眼的丈夫了。
    我虧待了兒女
  我的外孫女今年已經九歲,是三年級的小學生了。她長得很可愛,是我的開心果。自從生下來,就沒離開過我,是我一眼一眼看著她長到這個年齡的。我女婿、女兒對待女兒的態度,深深地感動了我。每當他們認真地、細心地、耐煩地、不辭勞苦地給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講故事、輔導功課、騰出時間帶孩子玩耍的時候,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憶起我女兒和他哥的成長史來。
  我的兒子劉衛平(筆名劉煒評)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出生的。那時候,我還是一名隊請教師。我請了一年長假在家經管他,有時還要在生產隊里干活。活干得累了,就沒有奶水給孩子吃了,餓得娃晚上睡不安寧,長得很瘦、很小。我給他起了一個名字——小平,意思是雖然瘦小,但愿平平安安。可是他經常發燒、感冒。一有病,我就害怕起來,趕快把抱他到當地衛生所去看醫生。衛生所離我們家六里多路,條件也很差。醫生說:“你這娃感冒多,主要原因是體力弱,抵抗力差,以后要多吃些營養品,長得胖了,有了抵抗力了,也就好管了。”我想,什么叫營養品呢?我連飯都吃不好,糊湯稀,酸菜淡,搟不住的老雜面,連一個饃影兒都沒見過,喂養他的奶水從什么地方來呀?但在醫生跟前,我不好意思講這些可憐話,只好說:“你給注射些葡萄糖,能補得快些吧。”
  一九六六年,文化大革命開始了,全體教師都被通知集中在縣上開會,我只好帶著兒子去參加。因為他還不到兩歲,如果丟在家里,我婆婆有病,實在管不了,再說我也不放心。我讓和一塊去開會的同志們幫我忙,拿著鋪蓋,帶著孩子,步行七十多里山路去報到。到了會上,每天學習毛主席著作、中共中央十六號文件,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教育路線,寫大字報。我們幾個女教師,從來不提筆,哪個男老師寫一張大字報,就問:“都誰簽名?”我們就都說:“把我寫上。”也不看內容,也不管給誰寫的,把名字填上去就是了。這樣,可以心安理得今天沒白坐,沒白吃。否則,就自覺今天表現不積極,沒有成績。為了突出成績,還搞了一個大笑話。有一個老師,和另外一個老師有私人成見,寫了一張大字報,寫的是李某某生活作風不檢點,和張某某關系不正常,經常情來情往……我們幾個也不管事,就叫把名字寫上。沖突出現了:李某某發現了大字報,親自找到寫大字報的提筆者,把我們幾個鬧得面紅耳赤,嚇得溜走了。從此吸取了教訓,別人寫大字報,我們先看了內容再說,再也不敢胡簽名了。那時大運動才開始,誰也搞不清很多事情的真真假假,附和、盲從、瞎起哄,都不可避免,也都是為了緊跟形勢。捕風捉影、顛來倒去的事,不時發生。
  有一天下午休會,我把孩子抱到大街上轉,看到到處寫著“打倒劉少奇!打倒鄧小平”的大幅標語。有些熟人見了我兒子,就舉起拳頭喊:“打倒劉小平。”這當然是開玩笑,但我還是覺得不舒服。我知道,劉鄧都是跟著毛主席走過來的,也都是中共的大領導人物,我們家還有劉主席的掛像,他們為什么要復辟資本主義呢?我只是這樣想,也不敢細想,更不敢和誰說。在那個年代,一句知心話,即使對很知己的人,也得掂量著講。如果說了觸犯時忌的話,到了一定的時候,他就可能把你供出去了。我想:還是靠老天保佑劉主席他們吧。正想著,又遇見一個老熟人,一見我兒子,又開玩笑,喊打倒劉小平,我靈機一動,對他說:“再別打到了,我娃現在不叫小平啦,叫劉衛平,要保衛和平,反對戰爭。”從此,他就叫了劉衛平。后來老師們見了,就親切喊他衛平,再不喊“打倒”二字了。
  在會上,我忙著聽報告,學習文件,開討論會,有時把孩子放在大院子里,由他自由自在地玩去。有一天,忽然進來一位炊事員,緊張地喊著:“哪個老師的娃,在水井邊上照影子。”我一聽,真嚇壞了,趕快就跑,炊事員說:“你帶著娃來開會,也不操心,把娃掉在井里淹死了,看你回去咋交代呀?”我說:“感謝你,師傅,要不是你挑水發現,我可咋得活呀?”炊事員們很心善,第二天就給這口井加上了井蓋。我兒子記性很好,他長大后,我提起這驚險的一幕,他說:“我也記得,我趴在井邊,看見井里也有個娃娃,跟我一模一樣,我做啥動作,他也做啥動作,覺得好玩得很。但來了個大人,一把就把我拎開了,我還哇哇亂叫。”事情過去四十五年,還歷歷在目,我一回想起來,就后怕得要命……
  七十年代,我工作忙,經常不能在家,孩子大部分時間跟奶奶在一起。我回去看他有些地方做得不對,給他說,他也不聽,我就輕則罵,重便打。為這,她奶奶沒完沒了地和我吵架。我知道我婆婆愛孫子,但我又唯恐她把孩子慣壞了。我也覺得我兒子很可憐,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單莊獨戶,沒有孩子和他玩。他爸六零年陜西師大畢業后,就分到外地工作,一年之間,只有寒暑假回家住一半個月。我沒黑沒明地泡在學校的工作上,連假期都要參加義務勞動。對孩子來說,父愛、母愛都得不到保證,我心里很難受,眼淚就冒出來了。兒子見我在流淚,還給我做思想工作:“媽,你打得不疼。你別哭了,我以后要聽你的話哩。”他長大了,上小學、初中、高中,不是當學習委員,就是當班長。老師經常表揚他聰明、好學、反應快。他在初中的時候,作文競賽在全縣獲得了一等獎。班主任楊宮侃覺得他是個當作家的好料,就說叫他多看些課外文學書籍。我和他到洛南縣馬河供銷社辦年貨,他要叫我給他買新出的《山呼海嘯》等書。總共不到三塊錢,可我猶豫了很久,最后經不住他的硬纏,咬著牙給他買了,他很高興。回來的路上,他又問我:“媽,今年過年,咱能割幾斤肉?”我說:“準備買八九斤。”他又嚷著嫌少。但我哪里有錢呀?一個鄉村教師,每月那么點工資,要供他和妹妹上學,要給我的父母、婆婆零花錢。為了叫婆婆高興,平時有合適的吃食,也要買上些帶回來。但兒子還小,不能理解我的難處。過年多買幾斤肉的事,我沒有妥協,鬧得孩子一路地不高興。
  我兒子上初二時,他爸已經從山陽縣調回到了商洛師范。暑假,他爸帶孩子去了趟縣城,在丹江飯店,為孩子買了碗紅燒肉。孩子第一次吃到這樣的肉食,覺得特別好吃,回到學校,就給同學們說:“咱好好學習,將來書念成了,就能吃上紅燒肉了。”兒子的功課都學得很好,語文尤其好。初中的的一個暑期,他模仿哪本名著,寫了一部長達一百多頁的小說。我在院子里縫被子,他念他的小說給我聽,我滿心歡喜地夸他寫得好。
  兒子初中畢業了,廣東坪中學把他保送到商縣中學,進校后又通過考試,入了重點班。才到高中的時候,城里娃看不起鄉里娃,常喊“山狼,山狼”的。我進城去看他,兒子對我說:“媽,我不想在城里上學了。我回到寬坪區中上學,保證給你回回考第一。”我說:“平,考大學是全省或全國出題考,不是寬坪單獨出題考試。你在寬坪學習再好,都要和全縣、全省學生統一高考哩。你不要打退堂鼓,不管咋樣說,你把學習搞上去了,誰都看得起你……”我兒子覺得我說得對,就聽了我的話,安心學習。過了一個多月,我第二次去看他。他正害著眼病,兩眼紅腫,睜都睜不開。我說:“平,你眼睛都成那樣了,明天不要上學去了,給老師請個假,休息兩天。”他說:“媽,你別管,學習不能耽誤。少上一天,數學就接不上茬了,學習就趕不上了。”我說:“我娃有出息,明年考上大學了,我給你多割些肉。不,先給你買十八碗紅燒肉吃。”我兒子一笑。他高中只上了兩年,就以全地區七縣文科第一名的成績,考上了大學。
  兒子高考結束后一段日子,整天在家里看小說,顯得不太關心高考結果。問他考得咋樣,他說:“上商洛師專,沒問題。”那個時候高考以后,大人也不知道找人,考就考了,靜坐在家里等待通知書就是了。我們家離郵局比較遠,寄來的信只能送到大隊部,那里離我們家還有六里多路,也沒有電話。如果通知書到了,只有我們生產隊的人路過大隊部,才會捎帶回來。到了八月,還不見通知,孩子便開始著急,大人也跟著著急。但急在心里,又不好在他跟前說,就都悶悶不樂。有一天下著陰雨,兒子睡在炕上發愁。忽然門外有人喊:“平,來取信。”兒子一下子躍起來,似箭般穿出去接信。一看地址是西北大學,全家高興得就像過大節日一樣。
  按我兒子的成績,還可以上更有名的大學。成績比他低一些的學生,就有被錄到北大的。兒子后來說:“這既怪咱自己膽小,也怪我們班主任謹慎。我是班長,老師一向都挺器重的。但報志愿時問班主任,敢不敢把北大、復旦等報在前面?班主任說:怕不保險吧,小心把你閃空了。”兒子又說:“我是感到有些遺憾。我們大學同班里,比我高考分數高的,也有不少。但他們的中學學習條件,都比我好多了。可是我們西大,也是一所很好的老大學。這樣想,也就不覺得遺憾了。”
  兒子去西大報到,是他爸送到西安的。一九八三年春,我也去大學看了兒子。我看到西大的學生,鋪的、蓋的、穿的、用的,少一半比我兒子的好,多一半不如我兒子的,心里就比較平衡,覺得孩子到大城市上學,生活上總不算太丟人。從小學到大學,我只記得給他扯過一節料子,做了一條褲子。為這事,他爸還惱了我幾天。我給他爸解釋:“娃長得那么大了,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穿過。以后上大學了、工作了,和同窗、同志們敘舊,說起小時候,這不是一件不高興的事情嗎?”
  兒子大學畢業了,留校工作了。一年后,找了一個秀氣、聰慧、懂事的對象。這個女孩子第一次來我家,只和我相處了三天,我就喜歡她得不得了。不久,老劉專門去女子的娘家華陰認這門親,回來說,親家夫婦,也都是厚道人、實在人,這親結得好。又過了一年多,兒子準備結婚了,告訴了家里,我們特別高興。可家里的經濟條件,不允許我們給他辦個像樣的婚禮。兒子不迷信,不掐不算,自己把婚禮定在了一九八八年元旦,我們也覺得挺好。但這時候,他爺爺已經病得非常重,從醫院送回到老家,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管。我和老劉的工資加起來,還不到五百元。無論怎樣努力,也給兒子辦不起個體面的婚事:連一張床墊都都買不來,只納了兩床被褥,從商州做了一套組合家具;給我兒媳也沒送一金,更不用說三金了。后來每每想起來,心里就不舒服。
  現在看到別人家的兒子結婚,都有新房子、新式家具、現代化的電器,有的還有小轎車;新郎滿身世界名牌,衣冠光鮮;新娘脖腕珠光寶氣,價值連城;招待親朋好友,多在七八十席以上客。一看到這場面,我就又想起我的兒子辦喜事的寒磣:在系上辦公室里舉行最簡單不過的儀式,只請了二三十位師友;娘家、婆家離得遠,除了雙方父母,親戚一個未到;婚宴包了三桌水席,還安排在一個很簡陋的餐館里。我和他爸趕到西安時,連個紅包也沒想到。因為他爺爺病重,把我們搞糊涂了,急急忙忙搭班車來。到了西大,想是想起來了,可地方生,沒處找人借。但我又給自己寬心:古人說得好,兒不在分,女不在陪。后來的事,還真是應了這話。我兒子自力更生了二十多年,房子也買下了,車也有了,我們的聰明健康的孫子劉陽也上了大學,日子過得不知道還缺什么。我們現在也有錢了,想給兒子彌補一下,兒子還不需要。我兒媳經常給我買東西,每年春節,都要硬給我幾千塊錢。我就說:“孩子呀!你們再不要給我們錢,我們欠你們的太多太多了,希望你們忘記過去的貧窮。特別是平,生在我懷里,長在窮家里,受盡了罪,在苦水里游泳大。你也不要怨我,那是社會普遍問題,并不是你爸你媽沒本事,叫你受罪……”
  我女兒叫雅萍,出生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,比我兒子小五歲。兄妹相隔五年,“待遇”可就不太一樣了。我七十年代初到上扒大隊小學教書,我們娘仨住在一塊,吃的已經比以前強一些了,女兒既有奶吃,也有飯吃,只是累了他哥。白天基本上是他哥背著她,抱著她,和學校周圍的農家娃娃在一起玩耍。到七一年后半年,老劉怕我既要教書,還要照管兩個孩子,太過勞累了,就給我婆婆做工作,婆婆也同意把兩個娃放在家里。七一年后半年,他哥就上學了。這時,她已經兩歲了。我出門一整天在學校,晚上回來很晚,把學校工作干完,有時候還要開小組學習會。一天到晚也顧不得給她洗洗,搞得女兒臟得像個泥娃娃,看著蠻心疼的。但是他奶奶對她特別好,有啥好吃的,都給她留著,不讓他哥吃。她吃的時候,他哥就在旁邊眼巴巴地看著。看著看著,便生氣了,就開始罵了:“吃,吃,好好吃,把你咋不吃死呢……”她就哭,一邊哭,還一邊吃。我心里也很難受:兩個都是小娃呀,但東西有限,只能先盡小的。小的吃得少,大的一口就完了。她在家里是一霸,誰都讓著她。
  到了一九七七年三月,她奶奶病故了,我們娘仨又住在一起了。住在一起的,還有我七十多歲的病中的老母親。我兒子在河對面上中學,我女兒在我的班上讀二年級。這個時候,我特別忙,糧食還是比較緊張,常做的仍是稀飯。記得有一次中午,我烙了一個餅,準備讓他們下午放學回來,在我飯沒做熟時先充饑。可是,不知道她啥時候發現了。到吃午飯的時候,我趁他們沒注意,把餅藏到了柜里,端飯到桌子上。她一看沒了餅,眼淚就吧嗒吧嗒流出來了。我不知道女子為什么眼淚就這么多,就問兒子:“平,雅萍咋啦?你惹她了嗎?”兒子說:“我沒有。我一進門,她就悄悄給我說:‘媽給咱烙了一個大燒餅。’現在一看,鍋里沒了,就哭哩。”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下來了。我想,日子過得多艱難,孩子們多可憐呀,到啥時候,我們才能不缺吃的?孩子們想吃啥就有啥呢?我就笑著把饃從柜里拿出來,并向他們解釋了我的想法。孩子們高興了,我們四口人喜喜歡歡吃了飯,然后各干各的事去了。
  一九七八年三月,我到縣上開科學代表大會。因為我母親已經去世了,就把女兒寄放在她堂舅家里。我開了五天會回來,我嫂就給我說:“你娃一天啥都不吃,你再不回來,就把娃餓死了。”我一聽,心里怪難受。我想:要是她姥姥還在,我走遠走近,她都不會孤獨,心情好,就會吃東西。由此我就又思念我母親……
  雅萍小時候,比較膽小,從不惹事,學習也很認真。不管我去開會,還是在外干別的事,每次早遲回來,都見她趴在桌子上做作業。記得她在四年級的時候,宋老師給出了個《怎樣向英雄人物學習》的作文題。她回來時,快要吃飯了,她叫他哥給她講怎樣寫。一會兒,我一看時間來不及了,中學馬上就要打自習鈴了,就低聲給兒子說:“給娃尋一張報紙叫抄去。”她聽見了,眼淚就流下來了,卻不出聲。兩個孩子學習都好,不知情的人卻說:“老師的娃么,咋能學習不好呢?人家整天給娃教哩。咱誰能顧得上?即使能顧得上,還不一定會教得來呢。”實際上,孩子們有苦難言。我和他爸,從來沒有問過他們的學習。他們的知識,都是自己認真聽講、刻苦鉆研學到的。我看到現在的家長,忙不迭地給孩子請家教,買營養品,買好多智慧書、參考書,我就心酸,我真對不起我的兒女。生長在六十、七十年代的孩子們,父母把你們虧待了。希望你們不要在心,這都是社會造成的。咱們中國老百姓,也和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,哪個不愛自己的兒女呢?寧愿自己吃糙些,多干些,也不想叫孩子們受罪。可是在那個年代,都實在沒有辦法呀。八十年代以后,改革開放了,經濟搞活了,工資提高了,生活富裕了,家里的東西用不完,市場東西買不完。在過去,這都是不可想象的。我想對兒女說:要是你們的童年趕上現在這個年代,我是這個年代的媽媽,你們會比現在的孩子們還要幸福,因為我特別愛你們,我也會勒克自己。
  現在已經到了二零一零年了,我們早已不缺錢了。多給女兒一點補償,是我常有的想法。可是想法歸想法,怎樣才能補償呢?女婿女兒每月的收入,比我和他爸的還要多。女兒經常給我們買好吃,買好穿的。家務活,也是女兒爭著干。我深感養兒養女,是先苦后甜。我女兒暫時還沒搬進買好的新房子里,和我們住了十多年了。女婿喻剛強是我親自看上的好小伙子,語言不多,心腸好,辦事認真,信譽度高,在同事們中影響很不錯,和女兒和睦相處,相敬如賓。生個女兒很聰明,長得特別可愛。外孫女屬于真正幸福的一代人,不像她媽生不逢時。雖然我對女兒心沒少操,苦沒少受,但總的來說,還是把女兒虧了。女兒,如果有下輩了,你還是我的女兒,我會把所有的物質都送給你,和你現在當媽媽一樣,讓你也享盡當女兒的幸福吧!
    灑淚祭我兄和嫂
  一九七六年底,公社把我調到我娘家附近的東勝小學任教。還在前幾年,我堂哥和堂嫂就變得懂事了。我父親和我堂哥叔侄間的關系,已經完全不是“民主補課”時的樣子。隊里給我父母分點糧食,我哥會就給背回來。給我父母幫忙挑水、劈柴,也是常有的事。我后來想,政治是政治,利益是利益,可親情總歸是親情。
  我調到東勝小學時,我父親已經去世大半年,我母親的高血壓病很嚴重,身體非常不好。我堂嫂很操心,每天都要過來看看幾次。她對我的態度,也有了很大的改變,像個親姐姐一樣。看到我們姑嫂之間的融洽關系的人,誰會想到五十年代初,我堂兄和我父母沒有分家前,嫂子和我動不動就鬧別扭、吵架,惹得我母親掄起棍子把我往死里打?
  那時候,我兒子已經上了初一,住在他外婆家。他很敏感,一看見這些變化,對我說:“媽,你往這里一調,我看我妗子、我淑芹姐都在我外婆跟前比以前更好了,周圍的人,來外婆家的也多了。”他說的淑芹姐,就是新財的愛人,也姓董,按娘家班輩算,比我低一輩。我稱新財為哥,她卻叫我姑。這樣,我兒子自然叫她姐,而又得稱新財為伯。我對兒子說:“你小不懂,啥人愛啥人嘛。你想,你外爺、外婆都是老年人,人家來了也沒啥可說,和我,就有很多共同語言哩。”我這樣說,實際上也是事實,也不是事實,為什么呢?事在人為。我堂兄有個可愛的女兒,也就是我的侄女。我上街,出遠門,回來總愿意給侄女買些小禮物。董淑芹有兩個兒子,都在我教的班里,我很注意調教、鼓勵哥倆,他們進步都相當大,新財夫妻便很感激。有了這樣一些因素,大家之間,就都和諧起來了。董淑芹經常給我母親挑水,給我母親洗屎尿布。我嫂子也是一樣,有時還送些好吃的。這樣一來,我母親也高興了,彼此多年的一些不愉快,便解凍了。
  我的侄女小嬋,是我哥嫂的養女。我哥嫂結婚多年沒有生育,就從薛家抱養了她。小嬋比我兒子大兩歲,在社中上學時,一個讀初一,一個讀初二,好得像親姐弟似地。后來我兒子考上了大學,小嬋功虧一簣,就回家務農了。我兒子后來總是遺憾地說;“我嬋姐學習也好,要是再補習一兩年,也能上大學。”小嬋回家幾年后,在我們當地供銷社工作的李茂忠主動喜歡上了她,愿意做上門女婿。談了兩年,就結婚了。茂忠是個好青年,疼愛妻子,也對岳父母很好。不幾年,小兩口生了兩個可愛的兒子,一家五口,光景過得和和美美,蒸蒸日上。
  可是對我哥和我嫂來說,享受這樣的好光景,還是太短了些。一九九三年,我嫂子有了病,我就把她接到商州師范學校,陪著她。她說:“當年搞運動時,咱腦子差竅,當‘二球’哩,跟著批判老人。現在想起來,實在地后悔。可后悔也遲了,叔和娘都去世了,沒辦法補過呀!”我說:“姐,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,再提也沒用。你后來不是很孝順叔和娘嗎?他們一直操心著你,盼你生兒育女。可是你不生,你從薛家要了個女兒,從小我就愛她。你叫我給起名字,我想了半天,才給起了個小嬋。小是最愛,嬋是貂蟬,最漂亮。小嬋長大了,也就是既很漂亮,也很聰明,對你和我哥很孝順。你還是命好,給小嬋招個好女婿茂忠,還一招就成,不像我當年那么難受,叫你和金娥都笑話了。沒分家時,咱倆把架吵夠了,我只說今輩子不會好了,誰知道現在比親姐妹還好得多。不但咱這一輩子會好到底,我和小嬋和茂忠,還有及他們的兩個兒子,都能把這好延續下去。茂忠是個好人,為人厚道,待人熱情,辦事放心。對待我們比親侄子還要好。你要好好養病,我就盼你病好。你和我哥,就是我的親人……”她說:“好妹子哩,咱倆這三十多年,還沒說過知心話,我老把話壓在心里,今天才說出來。說出來了,我就不難受了。你哥是沒嘴的葫蘆,心里啥都知道,就是倒不出來。我和你哥雖沒生兒女,但我倆是一世夫妻。我總是怕我不得活了,他要受罪,別人家弟兄一股一行的,就他是獨人。”我說:“姐,再不往壞處想了,你的病不要緊,你還不到整六十,再不活,還不活一二十年嗎?”她笑了,過了一會兒,她睡著了。
  可是談心不到五六天,女婿來看我嫂子,說一定要住院治療,就和我嫂子的弟弟一起把她送到商洛醫院。醫生檢查后說:“病很嚴重,要吸氧。”我當時想,沒那么厲害吧?才從我家里送醫院兩天,走的時侯,還看不到嚴重性,怎么就嚴重了呢?第二天,我去看她,她已經不太能說話。我坐了一會兒,就回了單位上班。剛開始吃飯,茂忠的電話來了,說人已經走了。我一聽,手抖得端不住飯碗。怎么就這么快?我嫂子才五十九歲呀……
  老劉跟學校商量,請學校李師出趟車,把我嫂子送回去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想:三更半夜,我把門叫開后,咋跟我少言寡語的堂哥說呀?他如何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禍事?可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,瞞是不可能的。到了家門前,我強打精神,忍住悲痛,說:“哥,你先把衣服穿好,我姐她回來了。”我哥把門一開,就啥都明白了。我哥當時的痛苦,我用筆是寫不出來的……我最擔心的是,他的身體,如何能過得了這一關?那幾天,我哥臉更黑了,眼睛更大了,飯也不吃了,覺也不睡了,一句話也不說了。大事小事,我哥都不管了,就死死地坐在我嫂子跟前,默默地陪著她……
  我親自把嫂子送到墳上,我的心碎了。看到我哥,我的眼淚更多。我看到我的侄女哭得死去活來,我看到兩個孫子沒有了親奶,這個家少了一個主心骨。我無比痛苦,但我有什么辦法?我只能對親人們說寬心話、鼓勵話,要他們好好地活,把日子過好,叫去世的人放心。我嫂子是一個爭氣的女強人,雖然小有殘疾,心眼也多,但周圍的人對她很尊重。在她最后的二十年,我和她越來越靠心,她對我的兩個孩子也很關心。我兒子考上大學,她說:“平,你考上大學了,妗子也沒啥給你。這管公社的干部在咱家吃飯,平時積累的十斤糧票,我娃拿上,肚子餓了,添點吃的。”這十斤糧票,攢起來很不容易。一個公社干部在農家吃一頓飯,給主家四兩糧票加一毛五分錢。這十斤糧票,要管二十五頓飯,才能換來呀。誰知道她積了幾年,才攢下這十斤糧票。
  辦完了我嫂子的喪事,我又回單位上班去了。我盡量隔一星期回來一次,為的是給我哥寬寬心,和娃們拉拉家常。我哥遲遲早早地看見我回來了,就高興地大聲喊:“嬋,你姑回來了,快接去。”但見了面,只有眼睛說話。我看著他,心里很難過。要是我嫂子在多好,她會說話,千言萬語,傾吐真情。我哥卻是芝麻不開口,叫我看著干著急。
  我哥為人忠厚,鄰里關系好。他拿心對待親人,一點不會耍嘴皮子。我也特別尊重他、愛他。他比我大十一歲,和我姐是同齡人,他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一,比我姐大些,所以也是我姐的哥。自從我二伯父帶著他搬下來跟我父母住,我是他看著長大的。他是獨子,把我當親妹妹看待。他是我的親人,我只盼他健康長壽。
  可是我嫂子的去世,對我哥刺激太重了,我嫂子走了不幾年,他也走了。我哥走的那天,是一九九五年的十月初四。在他病重的時候,我多次請假回去陪他。我看到我的侄女和女婿無微不至地照看他,把經營的門市部都關了,專門在家侍候他。在最后的日子里,他一時一刻都離不開他的女兒。女兒到跟前來了,叫一聲:“伯,你要啥哩?”我哥說:“我啥都不要,你不要到別處去,你就在我跟前。”他把手伸出來,意思是把女兒拉住,不讓她走。女兒就把手給他,他笑了,笑得那樣痛苦。我想,他可能在想:女兒呀,我活不遠了,你在我跟前守一時,算一時,陪一天,是一天。見這情形,我心里難受死了。轉過身,侄女和我的眼淚都流得止不住……他的孫子來了,叫一聲:“爺,你喝不喝?”他說:“我不喝。”他笑了,笑得那樣開心,病好像嚇跑了。我和侄女也笑了,這是天倫之樂呀。我多么希望他能多活幾年,多享受天倫之樂。可他無法抵抗病魔,他離開了我們。
  我哥的去世,對我打擊太重了。但是不能多哭,因為我侄女比我更傷心,已經哭得肝腸寸斷。因此,我侄女婿給我偷偷地叮嚀:“姑,這次,你可要硬忍住。嬋都哭傷了。你再一哭,把她惹得哭死苦活。你看這屋里一塌糊涂,誰管呀……”我只有忍住,讓眼淚往肚子里流。可這樣,我就更難受。我沒有辦法,只盼把我哥送走了,回到單位,找個合適的地方,痛痛快快地哭一場。
  我終于回到學校了。黃昏時分,我不讓老劉和女兒知道,找了山澗里一個僻靜的地方,放聲大哭了一場。我哭著說:“哥呀,你是我的親哥,也是娘的好兒子。給娘捎著從隊里拿糧,給娘捎著從街上買東西,盡到了一個兒子的孝心。你是一個可憐人,三歲就沒有了媽,咱伯是啞人,沒和你說過一句話。你沒有得到父愛和母愛,你是一個可憐的孤兒。哥呀,你自幼吃不飽,穿不暖,對你來說是家常邊飯。哥呀,現在的日子好了,女婿女兒都無比地孝順你,你吃得好,穿得好,走在人群中,他們都羨慕你,可你就走了。你走了,是不是為了和我嫂子在一起?哥呀,你狠心丟下所有的親人嗎……”
  我有流不完的眼淚,我有訴說不完的話。就這樣,總算發泄了肚子里的苦水,才慢慢地離開我的哭場。我走一走,向后看一看,想這條山澗,也該是我釋放痛苦的地方——叫劉(流)河。我慢慢地回到了單位,時辰已經很晚了,有些房子燈都熄了。我眼睛也哭腫了,我只好休息,等天亮了,準備上班。
   
親情友情都是情


  從我生下來,家里的生活就不好。到我長大些的時候,我父母又逼婚,給我造成的壓力太大了。因此,見到任何人,都我很少說話。我想我沒有臉面在人面前說話,就老是低著頭,低得背都有點兒駝了。我也不喜歡走親戚、串鄰家。因此,我三姑夫給我起了一個外號——老倔。
  到了一九六零年以后,我的生活有了一個大轉彎——婚姻問題解決了,又考上了初師。我們同班有26名學生,考上初師的只有兩名,其余的都上到了農中。周圍的人都說:“淑珍還是命好,不管父母怎樣折騰,還是有命,嫁的人好,考的學校好,將來再當一名教師,能吃上商品糧,掙上國家的工資,看人家娃多美呀!”
  盡管國家經濟困難,學校停辦,我的初師學業沒完畢就回了鄉,但不久后,我還是有了機會從事教育事業。我努力地教好書,也喜歡多交結朋友,覺得生活有了活力。在我最困難的時候,我的三個農村婦女朋友,經常來學校看我,送她們家的米、面、饃、油炸食品給我,雖然東西不多,但在六十年代,是既不容易、又十分珍貴的,都是她們嘴里少吃、虧著肚子擠出來的。這些吃的,比錢要值錢得多。為什么呢?干部每月三十斤糧,其它吃的東西,都要拿錢和糧票買,可是根本買不到什么食品。
  我的這三個婦女朋友,一個是老劉的三姨媽,叫王秀花。一個姓萬,從來沒人知道她叫啥,見了她都叫“老萬”。另一個叫林芝蘭。她們三個人對我的接濟,我到什么時候也忘不了。但她們都已經走了二三十年了,我懷念她們,卻永遠沒有報答的機會了。
  我的一個同族的老大姐,名叫董竹林,大概比我大三十歲。她媽和我媽像親姐妹。因此,晚一輩關系也就特別好。我母親有病,她翻山越嶺來侍候,一走就是十五六里路。她給我母親做飯、洗衣服、收拾家務,為我騰出了時間上課、忙學校的工作。我實在感激她,就給她許了一個愿:“姐,你現在年齡這么大了,還來侍候咱娘。我將來孩子長大了,就來陪你。雖說我是你的妹妹,但年齡比你兒子還小。我要像你的女兒一樣,陪伴著你。”我姐聽了,高興地說:“妹子,你看我一輩子,只生了倆個兒子,想要女兒沒生下。哪里有像你這樣懂事的人?路這么遠,你給我認一個干女兒吧,你來了也有個伴……”我姐的話,我記在了心上。可是我工作忙,我媽去世不到兩年,我姐就得大病了,臥床不起。我忙著教學,也請不下假,一天也沒陪過她,她就去了另一個世界。我的諾言沒有實現,成了一個不講信用的人,想起來就慚愧。欠我這個姐的情,我是怎樣也無法還了。一九九九年,她的大兒子王景文得了肺癌,我準備了幾次去看他,但因很多原因,老是去不了。后來又聽說,人已經走了。為了補我姐的心,我捎去了幾十塊錢。我明明知道是白捎——人都走了,捎去有什么用?但我為了心里安然些。我想,我姐肯定愛她的兒子。我這樣做,讓她在另一個世界里,知道她妹妹沒有忘記她的情義。
  一九八五年秋,我從廣東坪小學調到商縣師范學校,進入了一個真是人生地不熟的新環境。離開了站了二十四年的小學講臺,來到黨政合一的辦公室,當時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接打電話,令我很不習慣。到了下午,我出去轉轉,不免回憶起老家的親戚朋友,覺得來到這里太孤單,除了老公和女兒外,誰也不認識,一句知心話也沒地方說。
  就在這個時候,我結識了蔡桂霞。她在后勤組工作,長得漂漂亮亮,白白凈凈,苗苗條條,剛30出頭,很有朝氣,叫我越看越覺得可愛。她見我不停地看她,就問:“你是才調來的吧?你家在什么地方?我以前沒有見過你,把你分到哪個科室了……”我一五一十地回答完畢。從此以后,我出去散步時,會經常遇見她,見面了就聊聊天,便彼此了解了,而且越見話越多,越說越投機。無論家事、公事,都可以互相暴露看法。慢慢地,我們成了好朋友。
  桂霞為人厚道,待人真誠。她愛人張關英在地質隊工作,通過桂霞也認識了我。他為人和氣,見面不笑不開言。久而久之,我們就像親姐妹一樣。我兒子的同學買房,錢湊不夠,叫我給幫忙借,并說十萬八萬都不夠,月息5%,我東家來,西家去,還是借不下多少。實在沒辦法了,就跑到蔡桂霞家,說明了來意,并說了利息。她借給我五萬,我寫了一張收據,張關英當即就撕毀了,并說:“誰要你的條子,到時候就還五萬元,咱二話不說。”我說:“你把條子扯了,一年過去了,如果我不認賬,或者我死了,看你咋辦呀?”他倆說:“你不是那種人,你如果是那種人,我也不會把錢借給你,再說你也不會死的。”就這樣,我把錢拿走了,走在路上想,人逢知己難,她為啥就不怕我賴賬呢?說明他們信任我。到了還款的時候了,我給拿了3600塊利息,他們說:“本是我的,利息不要。”我再三說明,再三推讓,最后,他們把我拒之門外。我又想,這是3600塊呀,不是36塊,也不是360塊,數字太大了,他們太慷慨了,真叫我無話可說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經常聽到有些人在議論行情的事,說對方吝嗇,自己吃多大虧了,說來說去,也就是多了或少了一二十塊錢。可是蔡桂霞夫婦,竟然把這么大的利息放棄了,我能接受嗎?
  蔡桂霞和我相處二十三年了,從來沒紅過臉。他們夫妻到什么地方旅游,張關英出差遠方,見到本地沒有的東西,總要給我捎帶回來,說:“這是紀念品。”我女兒結婚,孫子考上大學,他們都解囊祝賀,我真想不下辦法補補他們的情誼,我總覺得對不起他們。我想,他們的兒子和女兒,也都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,等到孩子們結婚的時候,我要行厚厚的禮,好好地表達一下我對他們的謝意。
  前年,我認了一個干妹子。我都六十八歲了,竟然還有人想和我結拜姊妹。她叫孫忠會,是我兒子初中老師楊官侃的第二任妻子。我因其它事情,到她家去了幾次。又一次,剛說了告別話,走到門口,忠會說:“淑珍姐,我看你脾氣和我很像,說話很投機,我想認你一個干姐,你看行不行?”我說:“這太好了,我家老劉是獨子,我也上無兄弟,下無姐妹,那咱就對天一拜吧。”她愛人老楊笑著,滿腔熱誠地積極支持。就這樣,認了一個六十二歲的小妹。她對我好極了,經常給我打電話。我有了病,住了醫院。出院的那天,碰到了他們夫婦。忠會說:“淑珍姐,你不該哄我。”我說:“人上年紀了,住院是常事,我就不想叫任何人知道。”她說:“誰不知道都能行,你實在不應該哄我呀!”到了第二天,我到一個朋友家去了。回來后,女兒給我說:“我忠會姨和楊老師來看你來。我一看,拿了好補品。你不在,人家已經回去了。”我想,真奇怪,一輩子沒有認過干親,都快死得了,還認了一個干妹子,真是老天的安排。沒有老楊、或老楊不進城,我怎么能認識她呢?忠會呀,我希望咱能交往三十年,我保證當一個最知心的姐姐,不辜負你的一片誠心。
  人常說雙喜臨門,可我還沒有遇見過呢。誰知到了去年,真的遇見了雙喜的好事——認了個干妹妹不久,又認了個干閨女。我的干閨女,叫申小紅。
  小紅的公公,生前是商州師范學校的語文老師,和我們在一個院子里住過。這些年,小紅和愛人住在我們后院,慢慢就熟了。小紅和我打了四年交道后,關系越來越親密。有一天,她說:“姨,我看你的頭發,就和我媽的一樣,都是自來卷。我媽去世五年了,我現在就把你當成我媽。”我滿以為她是在開個小玩笑,也沒太在意。過了些日子,她父親病了,我去看望時,她父親說:“小紅她媽走了五六年了,我身體也不好,娃認了你個干媽,我很高興。”我一聽,這認干媽不是開玩笑,而是有誠意的。怪不得她夏季給我買短袖,秋季給我買短大衣,平常給我送這送那,她早都把我當媽看待了。我只想,我和她是朋友關系,真的成了母女關系了,我很高興。我只有一個女兒,我老想,她太孤單,現在又有了一個姐了,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。我把這件喜事給全家都說了,全家都積極支持我認這個干女兒。
  小紅比我女兒大兩歲,長得很可愛,個子不高也不低,說起話來本本分分,做起事來實實在在,在單位是個優秀人才,同事關系處理得很好,對待親戚朋友很真心,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孩子。
  小紅把我惦記在了心里,我稍有傷風感冒,她就來看我。因為我愛鍛煉,經常在她上班的路上就碰著了。幾天碰不見了,她就知道有事情了。一次,我鍛煉的時候,叫野狗咬了,她就拿來一千塊錢,叫我看病,吃營養品。我要到西安去,她就著急地找熟人、找車。二零零九年,老劉住院了,不知怎的把消息透露了。小紅和她愛人賈三讓帶著鮮花、雞蛋、牛奶來看望。我說:“小紅,你認這個干媽,是沒事尋事,放著輕省不輕省,找個石頭壓肩膀。”她說:“姨,你娃愿意,你娃高興。每天晚上,我和三讓朝你房子看,燈亮了沒有。如果沒亮,三讓就說:‘你干媽又打麻將去了……’”我說:“三讓就是好,我煤氣完了,只要我打電話,不管他在天南地北,都安排人給我灌氣,從沒誤過做飯。要不是三讓,我還得到街上找人,真是太感激了。”小紅說:“應該的,當女婿的,連這點忙都不幫,就是不及格的。”我說:“及格,及格,能打兩百分。”我又說:“人老了,是個害,是社會的負擔,是兒女們的負擔,沒啥用呀!”小紅說:“好媽哩,只要你和我叔身體健康,都是我們的福。有喜事,有不順心的事,有處說,有人同樂,有人同愁,是難得的。”我就問:“小紅,你爸最近身體咋樣?”她說:“好媽哩,眼看著越來越瘦了,就那樣,還開玩笑,我說我到西安接你呀,我爸給我弟倆口說:‘你看小紅多有福,給她認了一個好干媽。’我爸在我跟前說了好幾回,說:‘你認的干媽不錯,是好人,我能認得。我娃有福,我就是走了,也放心了。”真的,我和小紅在一起,有說不完的話。這是天緣呀。
  一個人活到這個世界上,走的路很多,路上遇見的事情也很多。有壞事,有好事,就看自己如何對待,抱什么態度來處理。處理得好了,利于對方,也利于自己,旁人就把你高看了,你辦一切事情也就順當得多了。總而言之,人難做,做人難,做一個好人難上加難。我牢記我母親的一句話:想對一個人了解,就先了解他的朋友;想知道他對你怎樣,就先看他對他的父母、親戚朋友怎樣。我母親還經常說:“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”我深刻地感到,這都是服人的真理。我兒子對我說,我外婆到底是大戶人家出身,給你說的,是孔圣人的話。我感到我的干女兒待人做事,就有極好的原則,讓我佩服,讓我器重,讓我永遠地愛著她——愛她的善良,愛她的完美。


我在商州師范學校


  到了一九八零年代,我們國家已經完成了撥亂反正,到處一派政通人和、國泰民安的氣象。那幾年,國家的大掌柜鄧小平頭腦清醒,樁樁件件事情,都辦得上順天意,下應民心。重視科學教育,重視知識分子,就是其中之一。商洛地區的教育系統,也開始著力解決知識分子兩地分居問題。一九八五年,我從北寬坪區的廣東坪小學調到了老劉工作的商州師范學校。這真是不容易呀!二十五年來的夫妻兩地分居生活,終于結束了。
  老劉回來接我去師范報到,也接孩子的爺爺去師范一起生活。搬家的時候,我感慨萬千。此前多年間,我們走過了多少艱難、困苦、曲曲折折的長路。七六年到七七年的十五個月里,四個老人相繼走了三個。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,我獨班獨人的教學工作不能耽誤,老人的事情得日夜操心。老劉是獨生子,我也是實際上的獨女,在最困難的時候,無兄弟姐妹來分擔重任,只有親戚朋友間接地來幫些忙。我記得我母親的病最嚴重的時候,鬧得我一夜未眠。第二天早上去上課,我叫三年級的學生董小軍上來演算數學題。剛叫孩子上來,我卻立到講臺上睡著了,睡了一眼的功夫,看見小軍站在講臺上一動不動,我就問:“小軍,你上來干啥?”小軍嚇得不吭聲。下面的趙芳引舉手,又把我鬧得糊里糊涂。她說:“老師,你叫小軍上去演算數學題,結果你睡著了。”我說:“對不起啊,孩子們,你們不知道,我媽最近病情加重了。我昨晚一夜沒合眼,今天神志不清。”我說著,眼圈濕了。全班四十幾個同學,都低下了頭。過了片刻,我又言歸正傳,按教學安排繼續上課。事情過去了,但我想,學生和我的感情太親密了。他們年齡還都那么小,就知道同情老師,為老師的不幸難過,我一定要克服困難,這樣的事情,絕不能再發生了。
  在當時,最受苦的是我,最擔驚受怕的也是我,擔子最重的還是我。
  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兩點二十分,我婆婆與世長辭了。二十九日就要入土了,老劉二十八日下午四點多才回來,把我等得兩眼模糊,心里也起火了。他回來后,哭著埋怨我:“娘老了,你為什么打電話說老媽(按:我母親)不在了呢?我走到潘河,覺得有些人的眼神不對,看我怪怪的。走到嶺頭上,看到咱院子里亂哄哄的,好像戴著白帽子,我心里就發毛了,腿軟得走不動了……。”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,他為什么回來得晚?因為他以為去世的是我媽。但我沒有說都怪我表侄打電話時,或他們單位的人轉話時,沒有把講清楚。我忍住了不快,隨話答話地對他說:“你咋那么糊涂呢?縣城離家七十多里路哩,如果傳話說我媽老了,你心里還不太難過,能走得回來;要說咱娘老了,你難受得咋走得回來?”他不說話了。
  這件事,當然讓我心里不是滋味。我父母沒有兒子,雖然有兩個女婿,但我姐已經去世十四年了,大女婿本來就不咋樣,現在更不用說了,事實上等于只有他這一個女婿。我母親生前,一直把他當親兒子看待。即使是我母親去世了,他接到電話,也應該趕快請假,當天就趕回來。更何況我單人獨己,這么大的事,不靠他靠誰?老人不在了,親朋好友、鄉里鄉親都要來,起碼得有人招待吃喝。他即使不為我母親難過,也得為我解愁呀。他是讀書之人,他是大學生,他應該懂得這個道理,可是他竟然能說得出這樣的話來,真叫我不可思議。
  我雖對老劉的話,心里有氣,但我知道克制——這是什么時候?顧大局比什么都要緊,我就忙著辦理婆婆的喪事。上一年,我父親去世以后,我太傷心了。可我一哭,老劉就惱了,就要走,我就不再敢哭了。當然,他是為我好,怕把我氣壞了。可是我當時就想,人人都有父母,我看將來你二老不在了,你就不哭?這回婆婆歿了,他哭得撕心裂肺。他一哭,我上前就擋,說:“人都一樣,你還記得么?去年我大老了后,我一哭,你就惱了,怕把我哭傷了。現在,我也怕把你哭傷了,咱上有老,下有小,光景可咋過呀……”
  嫂子知道我話里的話,所以幾天后,她就開我的玩笑,諷刺地說:“你好像是一條魚,他姑父就捉不住你。我把你個鬼,服定了。”
  好在一切艱難,都熬過來了。一九八五年,可以說是我的萬事大吉年。兒子在西北大學讀書,馬上就要畢業。女兒已經十六歲,在她父親單位附近的地質十三大隊子校上初三。我已從教二十多年,積累了很多的教學經驗,可以說教書已很得心應手了。山溝里的家里,只有老公公一個人。每逢星期六,我回家陪老人說說話,星期天蒸些饅頭,把一周的吃用安排好。老人東家游,西家逛,天天很逍遙。樹上的果子熟了,他提一個大籠子,今天送東家孩子,明天送西家娃們。鄰里們羨慕他,也尊敬他,因為老人一生勤勞,沒做過一件耍奸溜猾的事。但是家里五口人,分在四處吃飯,也有點不香。
  現在好了,除了兒子,全家人都要住在一起了,一切都方便得多了。
  一九八五年的暑期,隨著我工作的調動,我們一家從廣東坪老家搬到了老劉的單位。我公公對山溝溝很留戀,但經我們說服,也很高興地進了城,不久就喜歡上了新環境,一天到晚悠閑地轉來轉去。老人晚年,血壓一直比較高。進城兩年后的一天,不幸跌了一跤,造成了腦出血。我們趕緊送老人去醫院,但挽救效果已不能如愿。第二年夏天,我公公去世了,享年八十二歲。在公公臥床的大半年中,我和老劉盡了最大的努力伺候老人家。在我婆家、娘家的四個老人中,只有公公老來有幸過了幾年好日子,讓我們心情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。
  我是一個小學教師,初師沒讀完,學歷勉強等于初中二年級,現在調到了商州師范學校,搞什么能行呢?領導們商量后,把我安排在黨政合一的辦公室,做了一名辦事員,實際上也就是勤務人員。我的主要工作,是接、打電話,招呼來賓。我總覺得閑得沒事干,一天光著急,就去找黨委書記張松智。我說:“張書記,我每天干的事太少了,覺得對不起拿國家的錢。”書記說:“你才來,每個崗位都有人。你別急,你是在鄉下忙習慣了。以后,有你忙的事。”這時,已經到了八五年十二月了,很快就要放假。后來,辦公室管檔案的同志叫我幫忙整理檔案,我才覺得自己不是個閑人了。
  到了一九八六年,組織上把秘書、文檔工作分派給了我。我為領導們收發文件,給干部和老師們開介紹信,給學生們取匯款蓋公章;外面來了電話,我得趕緊去叫人被找的人來接;上上下下要查閱文件,我得去找相關卷宗。我一天到晚都很忙,但又很充實。只是我總覺得自己文化水平低,字也寫得不太好。每學期末,辦公室進行工作總結,我發言老是低調:工作水平不行,學習不夠,跟不上形勢……不如辦公室里的每一個同志。但是校級領導、辦公室主任和同志們都鼓勵我、鞭策我增強信心,適應壞境,適應新的工作。在大家的幫助下,我的工作入行了。一九九零年,我被評為科室先進工作者。一九九三年,地區召開文檔工作會議,我也得了先進獎。學校召開職代會,辦公室同志兩次推我當代表。
  我一九九七年退休時,被評為學校的優秀職工,算是給我在商州師范的工作,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。


結尾的話


  船到碼頭車到站,我老了,該休息了。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退休的。和多數退休者一樣,我當時的心情也不大好,總覺得自己沒用了,開始吃閑飯了,對國家和單位不能再有小小的貢獻了。
  但也和多數退休者一樣,慢慢地,我適應著、適應了新的生活。鍛煉身體,外出旅游,打打麻將牌,看看電視和報刊,替我的女婿女兒看管孩子等等,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。
  我也十分喜歡為他人做點力所能及的小事。比如打掃樓梯,擦洗護欄。比如見到需要幫助的人,給點小錢。這都是令我很高興的事情。
  有一年數九寒天,我看見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,拿了一籠子柿子,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賣。我看她怪可憐的,就給她掏了五塊錢,可她無論如何都不要。我說:“你那么大的年齡了,就算我請你吃一碗熱面條,總可以吧?”老人說:“那好,我收了。謝謝你,你心真好……”
  我去兒子那里,在西安菜市場見到一個殘疾人,腿不能走,坐在滑板上,靠屁股向前推,邊推邊唱,讓大家幫助。我上前給了三次錢,把隨身帶的錢都掏空了。最后去買菜,才發現沒有菜金了。
  我有時看見一些拾荒的人,年齡很大,穿的衣服又臟又爛,我便給他們衣服、鞋、錢。有好心人見了,就對我說:“你光想著人家可憐,可也得小心上當受騙,現在好心人上當的不少。人跌倒了,你可千萬不要扶他,說不定就把你纏住了,報上經常登這些事哩……”我說:“看來你也是好人,給我說的都是好話。謝謝你,你放心,我有識別能力,我不會上當。我救濟的都是老人、老實人、可憐人。”那人說:“可你也給不清呀。現在的社會,窮的窮死了,富的富死了。有錢人七八套房,沒錢人一套房都買不起。你有啥辦法呀?”我說:“我經常想,我如果能中上彩票,如果有七八套房,就拿出二十萬、三十萬資助貧困生,幫助他們上學,將來為祖國多做貢獻。可惜咱沒本事,也沒運氣。所以,有多大的能力,成多大的精……”
  我現在雖得了冠心病,但沒有思想負擔。我平常多交朋友,知己話有處說。我愛看書,看書是一種最大的樂趣,能開闊眼界,能陶冶性情,能受很多啟發和教育。我還做些學習筆記,比如保健知識、人文知識等等。我原來不太容人,特別不能容讓自己的仇人。見了仇人,就直想把他殺了,又怕自己后果難負。可現在,我的“修行”也提高了不少,改變了主意——退一步海闊天空,讓一步八方路暢。
  在愛人和孩子們的鼓動下,我寫了這本不成樣子的回憶錄。我用我笨拙的筆,既記錄我一生的風雨經歷、苦樂悲歡,也懷念我的親人們,感恩我的師長們,致謝我的朋友們。
  我也想留這本薄薄的書給我的后代們,讓他們知道一個平凡的中國婦女生在舊社會、長在新社會的生存史,珍惜人間真善美的人和事,端端直直地做人,扎扎實實地工作,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,改善自己的處境,改變自己命運。
  我深深地愛著我的孩子們,我也深深地愛著我的國家。我希望我的孩子們和千千萬萬的孩子們,都有健康的體魄和健康的心靈,有理想追求和擔當精神,既對家庭負起責任,也對民族和國家負起責任,把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加強大、美好。
  我的回憶錄,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歷史記錄,沒有水分。只因我的文化水平太低,很多章節沒有寫好,讓后人看了,難免有些遺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    
(編/校  周  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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